以之前发生的两次兵变为例。1908年11月，时值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国丧期间，已打入安庆新军的同盟会员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谋举事，19日晚，在熊成基的指挥下，马、炮、步各营出动，会攻当时的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家宝早有防备，革命军攻击整晚而未能拿下，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也是如此，当时革命党人赵声、倪映典等已在新军中策划已久，其加盟革命的士兵已近三千人。但事出意外的是，新军第二标与广州警察在革命前夕突起冲突，革命党人遂决定提前发难，在与水师提督李准所率的两千清兵激战后，起义因弹尽援绝而失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就武昌起义的炮声而言，其原本不在同盟会的谋划之列，但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偏偏发生在革命党人的起义到处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说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亦不为过。
天下太平亦当居安思危，突发性事件考验的是当政者的智慧与应变能力，平时功夫不做足，遇变势必惊慌失措。同样值得重视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偶然性来决定的，任何对偶然性事件的忽视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清末时节，看似革命党屡屡失败，不足为意，实则火山的喷发只需一次足矣。
7、军队的失控及其职能的倒转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圣贤又说：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治国者不可不慎。
清军在甲午与庚子的惨败是清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打造一支近代化军事力量的主要原因，因为其清醒的认识到，外敌的入侵不仅会引发亡国的危机，也会在国内令其合法性丧失殆尽。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军国主义固然不足取，但维系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地区间和平与稳定的主要保障。
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新兴力量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其作用即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1911年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的叛变，主要是军事力量造成了皇帝的退位。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皇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共和方面的兵力骨干。
军队的天职在于保家卫国，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举动都将给国内政治带来不可意料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军的起义实则是开启了潘多拉之盒，军队的职能由对外改而向内，辛亥革命后带来的是一个以武人至上的社会，地方军阀之间的内耗削弱了原本就弱小的国家力量，由此也更容易引发外敌的入侵。
在辛亥年中崛起的那些新军将领，大多是年轻的留日士官生(如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江西都督李烈钧30岁、云南都督蔡锷30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9岁)，这些人既缺乏阅历，也无行政特别是民事经济司法之经验。就制度价值而言，武夫当国较传统的文官政治就更不可取了。
令人遗憾的是，新军在倾覆清王朝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那些年轻的将领们对清廷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当他们尝到权势的滋味后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由此各据一方，军阀间的混战几无宁日。民国元年，全国军队不过50万(前清更少)，到1917年已增至100万，再经过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及南方的内战后，全国军队已经达到150万。谁来供养这些军阀及军队？
在军阀割据混战中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农民，而普遍的赤贫化为后来的革命创造了条件。近代社会以后，以单纯的武力作为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而它的重归统一，仍旧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从革命党人的兵运到革命士兵的兵变， 军权攘夺政权，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作为国家之福，第一要绝对控制军队，第二军队的职能为对外而不是对内，军人干政绝不会有好结果。从民国后的蔓延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来看，这个教训应该说是极其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