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清廷后来也作出了奖予进士、举人等不同等级科名的补救，但在这种科名并无仕途的相应保证而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短期政策，其远远不能替代之前科举的制度性中介作用。在无格可依的科举后时代，反倒是给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
科举可废，教育与考试内容可换，但选官制度不能废，清廷在轻废科举后，如果尽快出台相应的文官考试制度(如袁世凯时期的县知事考试)，或可重掌名器，但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意识到失去授官权的严重性，这也是士人们在辛亥年对清廷的覆亡报之以冷漠的根本原因。
4、年轻人没有出路，因年轻人不满而推翻的王朝
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千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其用时不过5年。新政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他们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
古代科举为求官，中国人也一向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但事实上怎么可能让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官做，即便在科举年代，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幸运儿毕竟也是少数。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的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下，太子党、官位世袭、派系权争等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
以新军中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一百人。1911年1月，江苏第九镇第三十六标有近百名士兵开小差出逃，原因是部分士兵想升入不入流官佐而升迁途径被阻，由此产生的失望怨愤情绪引发了这次事件。在新军的军官队伍中间，也普遍存在士官系与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对立，原因是留日士官生们手眼通天，他们占据了军中的高级职位，而数量众多的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只能屈就中下层军官。
恶念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不得志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在遇到挫折之后，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这种清末式的愤青思维，也是底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在1911 年皇族内阁的表演中，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攘夺公权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极大不满，这也是清廷极不明智的自取灭亡之举。在整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的情况下，一部分被体制所排斥的年轻人会去追问其制度的根源，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表达时，其走向清廷的反面也是必然。
清末大兴教育的一个教训是，教育必须与更广阔的实业相联系，而不能只是培养未来的求官人，否则，受教育者一旦丧失前途，稍有风吹草动，其不满即会引发社会风潮并进而发展成革命。当然，清末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算缓慢，但与教育相比，其发展仍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机会。
5、激进思潮不可取，非理性的情绪未能得到合理的疏导
在清末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革命思潮异军突起，在漫天漫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仇恨性宣扬中，就连饱学的章炳麟也高擎革命大旗，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似乎成为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不平处，即以革命革之。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通常表现为此扬彼抑、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果改良能获得成效，革命就会消沉；而改良的道路行不通，革命就会迅速蔓延。改良与革命在同时赛跑，任何一方的不谨慎都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