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嘉祐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

据春江《包拯千年之谜·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说，泰国有一种洗衣粉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也许包拯精神并不只适用于它的产生国，这则故事，大约能够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