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故事从头到尾，是一名“无身份”的教育者在从事着只有他才能胜任的教育工作。而整个充满谐剧精神的故事中，并没有太多的外部因素的干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架空”的故事，类似于一个家庭教育的场景。(但那些代课老师的处境甚至他们的故事确实是十分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正如伊朗电影《黑板》是个纯写实的故事却给人“超现实”的感觉，这部电影也如此。)与成人不同，儿童天然地要求一种原生性的教育环境，唯有在儿童身上，人们才普遍承认：教育问题有其不能妥协之处。如果儿童有可能下降到最低，那么教育者也就必须回归到父亲(或母亲)的角色。“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最终会消失，留守乡村最终大概也会消失，而先于它们消失的，是原生的教育环境，和那些“无身份”的教育者，这首先指的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而言，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家庭都是“一个人的课堂”。如果他们的身份继续如“宋文化”一样越来越模糊，这个“一个人的课堂”最终会消失。宋文化的故事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尾声、一个回声。文明的信念是可疑的，文明的进程也是不稳定的。原生教育的问题不会消失，教育者的问题也不会消失。这些问题关系到家庭教育的特性，关系到教育者的载道和传道精神，关系到教育的本质。社会的进程正把这三者分割、消灭。影片《一个人的课堂》抓住这一过渡性的社会进程的尾巴，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句忠告。它是谐剧式的，我们应该听出它的弦外之音。这让我们再次想到曾在开头提到的放映于1989年的电影《童年在瑞金》，那时还没有“留守儿童”这个词，困境仅仅是经济问题，因此那是一个近乎绝望的故事。它处处显示着一种艰难的、随时可能被摧毁的教育的处境。它包含了《一个人的课堂》所讲述的故事，但又完全对立：文老师最终出嫁;平平升入初中，走出大山;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孩子都滑入了未知命运的深渊。命运是不可摧毁之物的终极体现，它自然地指向悲剧：平平离村入学那天，细雨绵绵;杠杠披蓑戴笠在对面的山梁上放羊，他对平平喊一声“看我的眼力!”，用他喜爱的弹弓在平平的油纸伞上打了一个洞，以这种令人百感交集的方式向平平告别;平平远远看看杠杠，拿出一张纸垫在伞洞上。被命运摆布的人不需要教育者。毫无疑问，就戏剧性而言，《童年在瑞金》更有力量，儿童的集体沉默最后演变成可怖的梦呓，家庭成为他们的梦魇。它在当时就有苦剧的味道，如今则恐怕更超出了观众的想象力和承受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课堂》更有希望被现在的观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谐剧的时代：教育触手可得，支教充满欢乐，慈善关爱一切。然而教育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经济问题，也无法在社会学范畴内找到答案。在这一点上，《一个人的课堂》所触及的问题虽然无法像《童年在瑞金》一样令人震惊，但却也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敷衍过关。在这些问题面前，人们可能宁愿休克，也不愿思考。但愿本片不是枉做了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