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西甲村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死村。缺少非农工作技能的老人、小孩和家庭主妇维持着这个村子日渐凋敝的日常生活。村里的小学只剩下了几个学生，并且最终只剩下一个。我们从影片中得到的好消息是，有些学生为了更好地接受教育而转学去了县里或者城里的学校。(他们面临着另外的新的问题。)这让村小学所剩的唯一的老师宋文化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并且让宋文化的坚守显得荒谬。感谢孙海英精彩的表演，他很可能为本片的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宋文化是个充满谐趣的乡村知识分子，带点孔乙己和范进的味道。他做了36年的代课老师，工资少得可怜。但他看重36年所积累起来的荣誉，(他承认那是一些小事情，但他认为足以配称得上荣誉，)并以孔夫子自比。他的愿望是尽快转正，并为此“纸上谈兵”(买不起)地去学习电脑。但他最终连打字也没学会。考场上，他在电脑面前不知所措，基本交了白卷，并瘫在地上。他也因此错过了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并在不久后被一位大学生取代，做了农民。我们可能会像他老婆一样惋惜或嘲笑他早已被时代淘汰却不自知，但真正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人就不会觉得他荒谬。无论剩下几个学生，他照例一本正经地打铃，一本正经地举行升旗仪式，一本正经的朗读课文，既庄重又仓促，如一场扮演——他在以代课者的身份扮演教师。打铃的工具是一根乡下人家锁大门用的旧穿铤，鼻子已经缺损，铃铛则是一截铁轨，俯拍的全景镜头中的残砖败瓦让升旗仪式显得十分萧索而讽刺。但他并不为学生的流失和乡村的凋敝而烦扰，(那是上面的事，他管不了，)即便他的超然是基于一种扮演，我们仍然为他的超然感到惊讶：他的信念与他的私心不分彼此，这让他显得笨拙。新来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在高谈人生理想后偷偷溜走，这种人显得可笑。(宋文化最终证明他的方式更接近教育的本质。)宋文化以私心为他的信念辩护，正是这一点让他与这个“以信念为私心辩护”的时代格格不入。这一点足以打退一切苦难诗学的指责，并让谐剧精神占领这部影片。大学生老师溜走之后，上级领导又来求他继续代课，他坚辞不就，认为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打算去广州投奔女儿，打工为生。但在车站他让老婆一个人先去。最终，他把最后一个学生送入初中后去广州做了一名城市地下管道维修工。他再次证明了他的“多能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