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多工作5年少拿5年的养老金则养老基金需求会减半，换句话说，不考虑受教育和工资水平状况，仅此一项则公共部门雇员养老金应该高出许多。

　　日报：有人说，公共部门的人不缴社保费，这不公平，您怎么看?

　　李珍：虽然公共部门雇员的平均工资比社会平均工资高，但我们必须看到，公共部门的雇员工资收入仍然是高度计划的，按照“四同”的原则(同地区、同职位、同学历、同工作年限)，它低于市场工资水平，它不包含养老的剩余权益，所以雇员等于交了“隐形税”;

　　企业职工的劳动收入是市场化的，它包含了养老剩余权益，所以职工需要缴费。我们较多地关注了公共部门的退休金水平较高，但忽视了其雇员在职收入水平较低，他们的终生收入曲线比较平滑。企业高端劳动力的收入曲线是在职时较高，退休后较低。

　　日报：为什么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近年来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城镇职工待遇一直难以得到根本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李珍：有转制的影响因素，也有新制度设计的因素。转制的因素是当年的“老人”和“中人”工资水平低，养老金基数低，而近十几年在中国经济和工资高速增长期，如果“调待”跟不上工资增长水平则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会下降。

　　新制度对养老金水平下降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制度内个人账户计息率低，远低于工资增长率;二是部分职工按60%的工资基数缴费，拉低了平均养老金水平;三是年限在缩短。

　　日报：您一直都不赞同“双轨制”这种提法，而主张用“双元制”来代替它，为什么?

　　李珍：“双轨制”最早用于描述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的“双重价格”问题，即同一商品在计划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个价格，谁有能力拿到计划内的指标，拿到市场上卖就可以赚大钱，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双元养老制度下受益的两个群体和两个制度的内容都是不同的，正如上面分析过的，将“双轨制”拿来套用在这两个群体身上是不对的，虽然这个词用起来简洁易懂，但它却误导了公众。

　　日报：人社部也不赞成“并轨”这一提法，认为“改革”是更加准确的，他们认为不存在“谁并入谁”的问题，您认为下一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