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在于约束、规范个人权力，古代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约束、规范皇帝、大臣的权力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因为我国古代是君主专制，君权至高无上。从理论上讲，限制皇权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要受上天的制约;但实际上，皇权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国古代不像现在这样有选举、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来就是皇子，成为皇上之后在权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让他在内在上受到限制，这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古代，皇子们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这种严格并不是简单宽泛的道德标准，而是已经严格到规定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何时娶亲、何时生皇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过这种严格的规范形成皇帝内在的严格的道德修养、道德操守，以此来约束皇权。

总的来说，这种约束皇权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却不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

今天，共产党人也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体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刘少奇同样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人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周恩来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养。他生前为自己的家人亲属定了“十不准”，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准”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修养、党性修养与中国儒家传统道德修养的继承关系。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与古代传统道德还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等级制、宗法制。对于儒家的君子来说，要按照等级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种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一个叫平等，我们追求的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现在绝对不能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来管理。儒家有句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作为儒家君子，不需要给老百姓或是农夫行礼;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不能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在道德修养上与古代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