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第一，加强国税地税合作。第二，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是营改增全面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将大大减轻增值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是，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是过去没有的事，风险必须充分评估。特别是，新增部分才能抵扣，这对于存量部分就会构成不公平，造成新企业比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带来的是一种人为的非对称式竞争。

为了让减税政策更加有效，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不区分新增与存量。这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肯定很大，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存量不动产的进项税额抵扣问题，让新旧企业可以在更加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从而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沈瑛华：新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企业应着重关注以下问题：所在行业是否存在过渡政策，所在行业的原营业税优惠政策是否得到顺延，企业是否存在跨境服务，企业是否存在视同销售、混合销售和兼营等。

就金融行业而言，鉴于政策出台和实施的间隔较短，金融业企业需要对营改增工作进行优先次级的安排，以实现“价能算，账能记，票能开，税能报”的增值税合规目的。

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或5：5

上海证券报：营业税是地方税的第一大税种，占了全部地方税的近50%，是地方主要的收入来源。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地税缺口如何填补?

李旭章：一是调节增值税分享比例，比如从目前中央与地方的75%和25%，改为五五分成，确保地方不因为营改增减少收入。二是适当增加地方债限额。三是考虑划给地方新的税种。

杨志勇：营改增之后，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重新划分更加迫切。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且在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中举足轻重。营改增试点初期将新增增值税收入作为地方税收入，较好地解决了地方财政收入问题。但是，随着全面试点的进行，其弊病就可能更加突出。全面营改增实施后增值税收入属于中央还是地方，主要看行业和业务。

上海证券报：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的增值税收入应该怎样调整?

张连起：增值税比例分享的设定会充分考虑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考虑激励机制，又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比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有赖于中央转移支付，希望中央在收入划分中占比更高。

杨志勇：基于营改增仍处于试点阶段的考虑，当前的增值税收入共享方案选择也只能是与试点相匹配的过渡方案。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收入划分比例，比如中央与地方按照5：5或者6：4分成，或者选择其他的分成比例，最主要考虑的是支出责任与财力的匹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