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由于某种原因，起草过程中博弈的时间越来越长。大多数立法项目特别是涉及多部门的立法项目，各部门为维护和争取本部门的利益，不断展开博弈，使立法周期延长，协调难度加大，在影响立法公正的同时严重影响立法效率。一些急需立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法律却迟迟不出台。例如，为了防止土地财政引起的暴力征地与拆迁的问题，物权法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部门法的相关规定却依旧不改，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这显然是一种渎职行为。

立法的群众性

　　当前立法透明度还不够，公众参与渠道比较有限，公众参与程度比较低，作为资源分配优势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强势利益代表方在参与立法和意见表达方面占据优势，对立法的影响更强，导致相对弱势利益方意见容易受到压制，使受到影响的各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一些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行政机关借法扩权，与民争利，为本部门的行政行为寻求合法外衣。在行政立法中，有的部门为本部门的管理便利，随意为本部门设权，不断增设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收费权等，增设公民的义务，却对规范本部门行政行为的内容重视不够，甚至刻意规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忽视对被管理人应享有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这个问题上除了立法机关需要认真履行义务外，还要充分发挥政协等(包括律师)社会团体在立法过程中的决策咨询作用和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社会团体的优势，在立法中听取他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各界要求，更好地体现公众利益。全国律协和律师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其次要借助舆论监督，限制部门利益膨胀和立法权滥用的同时，调动社会关心并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立法的统一性

　　当前中国的上位与下位法之间，同级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之间相互冲突。最典型的是“物权法”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之间的冲突。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市、较大的市都有规章制定权，这种分散立法导致法条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时常出现。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甚至于规章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问题规定不同，使管理对象无所适从。

　　首先，一切立法都必须加强立法规划的权威性。立法必须坚持从公共利益出发。规划立法项目选题时，要杜绝部门利益。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法治政府意识，注重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部门利益、权力与责任、服务与管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