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参与立法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立法中偏袒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不争的客观现实。这里有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原因，也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草案时听取、考虑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不全面的原因。显然，在制约机制尚未健全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立法对于法律的科学性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要增强立法的公正性就需要法律草案的起草机构更加超脱，更加中立，更加专业，没有部门利益。为此，必须尽快改变立法由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起草的局面。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釆用由人大专门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办法来起草法律草案。

立法的公开性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然而，如何实现却没有法定的具体程序，最见效的方法其实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立法透明度。

　　作为法律，只有公开才有效力，其制定同样不存在必须保密的理由，必须增强立法的公开性。改变这个现状的关键是立法从起草时就公开，坚决拋弃立法神秘化的传统观念，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

　　在拟定立法计划、制定立法项目的阶段，就应广泛、深入地征求公众意见。在起草过程中，要注重通过中介组织、人民团体、社区等多种渠道倾听基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ti的意见，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在制度建设中得到充分保障。在草案的修改中，要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并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草案定稿后要及时公开，听取社会的意见和建议。这方面，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做得很不错，但是其他法律就没有如物权法那样及时公开征求意见。

立法的效率性

　　立法是件严肃的事情，需要仔细思量、推敲。但是，法律又有一定的时效性，要讲究效率。有学者评论认为“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而我的认识是当前立法效率性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立法效益问题。

　　立法效益即立法实施后所产生的符合立法目的的有益效果，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立法的经济效益是指立法实施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有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节约交易成本，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行为规则，保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一致，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活动结果的可预见性。立法的社会效益指立法实施后所产生的对社会的有益效果即社会的有机协调状态，如法治秩序的进步、社会稳定性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增强、社会生活秩序好转、道德水平提高等。立法效益越大，单位成本的产出就越大，立法效率就越高;相反，立法效益越小，单位成本的产出就越小，立法效率也就越低。因此，可以说立法效益和立法效率成直接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