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词，落点仍在“改革”、重点却在“深化”，但前提在“全面”。与以往“改革”更多与经济领域联系在一起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深改”时代，法治领域的改革更为引人注目。

　　今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第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在已确定的司改六省市中，上海已经先行。

法制是痛定思痛的选择

　　对中国而言，“法治”是个西方舶来品。“法治”目标的确立，也充满了波折。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找不到法治的种子，有的只是法制工具主义这个“刀把子”。一千多年极权社会的历史画卷中，有君权无民权，有臣民无公民，有人治无法治。故而特权横行，权利不张，民众饱受奴役。正是基于臣民心态，古人才会将治国希望一味寄托于明君贤臣，到头来却总逃不过“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

　　到了近代中国，法治作为人治的替代方式，开始进入“试验期”。这一路走来，几经反复更张，几多彷徨退却。谓之“饱经风雨，坎坷曲折”丝毫也不为过。

　　1949年9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新政协会议”在“政治协商”后宣告成立。而对于法治的需求，在当时看来并不那么迫切。是斯大林的先后三次建议，最终让毛泽东、刘少奇等在1952年底下定决心召开全国人大并制宪。毛泽东还亲自挂帅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带领一群由若干党内秀才和著名宪法学家组成的队伍，数易其稿拿出了一部宪法草案。

　　1954年9月中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为他领导起草的宪法站台时说：宪法不是天衣无缝的，总是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是这样说过。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看过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意见，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如果没有意见，就付表决。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毛泽东的率先举手下，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54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