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顾五年规划思路的变化之后，那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是制造大国了，资本金也相对充裕。那么，在战略上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看几个例子，再面向未来进行思考。

第一，我们国家2014年生产了大约8.2亿吨钢，而全世界的钢产量还不到15亿吨。那你问一下，我们的钢铁既然在世界上份额这么大，有定价的话语权吗?你会发现：没有!我们记得在前几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生产商一年之内把铁矿石的价格提高了51%，我们国内的成本飙升，而粗钢的价格在下降，生产厂商哇哇叫，但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生产大国了，也是制造大国了，但我们没有定价权。为什么没有定价权呢?因为定价的权力不在中国。早年“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我们都完成了，但我们发现并没有达到总量成长世界第一的同时完成价值获得也是世界第一的设想。看来国际化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二，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越过10万亿美元的大关，与美国相比，我觉得总量增长就是一个5-10年左右的窗口期，不是我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大，就是美国比我们的大。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大好的增长时期里，突然前两年，东海问题困扰着我们，南海问题困扰着我们，而且中亚、乌克兰问题，也困扰着我们国家西北边界的发展友好的大环境。换句话说，在经济高速成长需要一个友好周边的大环境的时候，我们竟然在几个方向出现国际大环境恶化的压力，这说明全球的问题对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恐怕变得和国内问题同样重要。

第三，我国最近一直在想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边的投票份额，我们也希望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货币中去。你会发现，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要加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全球贸易结算和中央清算组织里去呢?因为那是制定货币规则的所在地。如果一个大国要崛起的话，当你不断地逼近你的梦想，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之后，你还有最后一公里的路要走，而“百里九十半”，虽然我们和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差不大，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问题更多。除了东海、南海的问题，其他周边问题，还有政治、军事、睦邻、国际关系等非经济的因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是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问题。

再看看我们的“一带一路”。如果“一带一路”走向亚欧板块，我们要出国去建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国外去我们怎么去安排施工环境呢?我们跟周边国家要合作，如果合作不好，那么投资就出现了问题。珍稀的投资资本金和我们的建设团队放到了国外去建设，环境一不好，打烂了坛坛罐罐，怎么能够变成我们的GDP增长份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