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虽在“干戈扰攘”中，仍寄书子侄，谆谆教导他们立志勤学。在他看来，读书为学，目的不在做官肥家，谋取荣华富贵，而在于确立高尚的道德人格，“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这才是“家门好消息”，是能“继吾书香”的好子弟。他在《又与克彰太叔》书函中要求叔父教育儿子正宪读书尽孝，“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在《寄正宪男手墨》中要求儿子“立志向上”，而不必志在“科第”，称“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

忠义为先，以国事为重

王阳明在《上海日翁家书》中说：“男之欲归已非一日，急急图此已两年，今竟陷身于难。人臣之义至此，岂复容苟逃幸脱!惟俟命师之至，然后敢申前恳。俟事势稍定，然后敢决意驰归尔。伏望大人陪万保爱，诸弟必能勉尽孝养，旦暮切勿以不孝男为念。天苟悯男一念血诚，得全首领，归拜膝下，当必有日矣。”

自古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然而志士仁人虽常怀孝心，但总是以国事为重，忠义为先。王阳明在呈父亲的书函中陈述了“先国后家”的人臣之义，在致儿辈的家书《岭南寄正宪男》中则明确宣示了“我今国事在身，岂复能纪念家事，汝辈自宜体悉勉励，方是佳子弟尔”的“国事为重”的思想。

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

王阳明在《寄諸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他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可见，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也是王阳明所提倡的优良家风。

师法圣贤，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

王阳明在致妹婿兼弟子徐爱的家书《与徐仲仁》中教育弟子“求古圣贤而师法之”，说：“勿谓隐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谓聪明可恃而有怠志;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又在《寄正宪男手墨》中强调自己的讲学宗旨，要求子弟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王阳明自提出“致良知”的心学宗旨以后，无论是对门人弟子，还是对家人子弟，皆谆谆教之以“致良知”，这个良知，便是孔孟之“仁”，程朱之天理，“致良知”，既是阳明学派的门风，也是王阳明一家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