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指标如储蓄、投资、物价、就业、财政收支(包括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给、利率等等，均呈现新的性状。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因素主要有：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供给效率下降、创新能力滞后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这些都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实体因素。

新常态带来了新挑战。它不仅暴露出国民经济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而且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一是经济增长陷入“投资/增长/过剩”悖论。我们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又正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偿付能力短绌和流动性不足两大难题。应对债务问题，短期目标主要是防止债务形势恶化，长期目标则是建立合理、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三是城镇化转型。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主要目标。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短期对策，应致力于清理多如牛毛的房地产规制，择其不当者和自相矛盾者而弃之，还市场以本来面目;长期对策应加快进行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特别解决好居民“居者有其屋”战略中的租售比问题、住房与土地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开发主体问题、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房地产金融体系问题、支持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问题等等。五是金融乱象丛生。我国货币量增而利率价升的情况同时出现，实属乱象。治理金融乱象必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主要目标有三，一是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三是摈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

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最终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最大限度地挤去GDP中长期存在的水分。经历了这个阶段，我们将真正实现创新驱动，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增长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