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0-08 09:59作者:王新老师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初中后的分流: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终止学业
事实上,教育分流中这种不公平的家庭资本关系在芥县也有明显体现。
笔者在芥县教育局获得了2013年全县中考的录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况表。在这份录取表中,笔者选择了4所芥县的初中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它们分别是县城中的公办民助贵族式初中、县城普通公办初中、镇上普通初中、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按照等比例抽样原则,笔者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了50个考生,按照学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表,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划为上层、5~10万元的划为中上层、2~5万元的划分为中层、1~2万元的划为中下层、1万元以下的划为底层。
定量研究数据发现,芥县初中生毕业后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比例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高达66%,终止学业的也高达22%。与之相反,上层子女则无人入读本县职业高中,也无人终止学业。另外,笔者还发现:职业中学成了中下层和底层子女绝大多数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