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写硕士毕业论文时，德国的大学在公式、参数方面要求很严格，论文只要做好即可。在中国，参数、公式无所谓，而论文却不能仅止于做好，答辩时必须提出某方面的创新点。

　　可是，哪有这么多创新点呢?强制性提出要求，创新就显得勉强，逼着学生在理论上抄袭或重复。刘宁说，这种论文能通过，是因为中国答辩不像德国人那么一板一眼，台下坐着的老师有时不一定很了解论文的背景，也愿意相信自己的学生，因此创新满堂红。

　　他告诉记者，德国的科研很注重实践，导师都是先在高校里有所成就，再去企业深造，然后回到高校。理论如果能应用于生产，解决工程难点，大家就很满足。德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正是在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中完成的。

　　而一些中国高校的学生和导师，距离实践很远，加之科研经费不充裕，做项目可能就沦为赚钱的手段。那些真正涉及科学前沿问题的项目，不仅要花很长时间，也挣不到钱。所以，除了一些有实力、有科研经费的‘大拿’，没人去做真正能够创新的项目。刘宁说。

　　刘宁认为，中国想要创新的欲望远强于别国，却恰恰提供不了好的自主创新的土壤。现实的无奈是，中国高校有时整个院系的运营都要靠这类项目来支撑，教授们靠自己的人脉或攀上企业才能获得项目机会。刘宁说，要改变这种现实，不是靠呼吁、靠发几个文件就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