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额+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此次人大审法，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到暴力袭警罪的重罚，都引来关注。而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样是社会关注多时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划分：不再具体列出贪污数额，而是分成贪污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而现行刑法中，是按照“10万元以上”“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不满5000元”四类贪污数额，分列出刑罚标准。相比之下，这样的具体数额，不合理性显而易见。

比如，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亿元现金，已经远远超出10万元，但也只能按照10万元以上来量刑。从公开报道看，因为贪腐5000元或者5万元被处理的官员，也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规定显然不合时宜甚至难以严格执行。所以，将贪污数额分成“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虽看起来比较原则，但无疑是实事求是之举。

与改变具体数额的规定相比，另一个变化同样重要——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不再简单与贪污金额挂钩，还同时兼顾考虑到“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前些年，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院原检察长刘丽洁，曾因“借豪车”被质疑。这样的借款、借物，免费使用豪车、豪宅，在新的法条下，或许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认定了。“数额士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

不过，这样的规定，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担心。有不少网民认为，删除具体的标准后，自由裁量空间扩大，立案、量刑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打消这样的顾虑，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跟进。其实，通过司法解释甚至具体的司法实践，来根据不同情况精确地调整具体的标准，也是更科学的选择。

法律并非“死”的规定，而是应该有“活”的调整。只有通过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民意不断对话，法律才能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真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贪污受贿“5000元起步”的标准，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价水平，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了。当然，法律也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法律权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