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至今，十年不涨薪让很多公务员心态逐渐发生变化。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公务员薪资多少会对行政管理效率产生传导作用。在调薪问题的大讨论中，政府强调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和经济增长不成正比，百姓则强调公务员零成本占据太多的社会福利。福利分房、双轨制养老、公费医疗被视为公务员的三大特殊福利，虽然根据目前的改革趋势，这三项福利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福利缩减并不能成为公务员涨薪的根本理由。真正能决定公务员是否应该涨薪的是保障行政效率的激励性和维护社会公平的稳定性。

首先，公务员工资调整必须加快开启人大法定程序，这是缓解涨薪社会认知矛盾的基础。公务员每一分收入都来自公共财政支出，其旱涝保收的角色定位，注定公务员不应成为富人群体，所谓强调公务员高收入的说法本质上是一种认为“做官”就该处处高人一等的封建思想。这种旱涝保收的工资收入正是法定的产物，各地方需要充分发挥人大提议和决议的法定职能，杜绝出现政府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尴尬局面。

第二，结合简政放权的转型需要，对公务员薪酬存量进行结构改革，侧重基层公务员福利提升。截至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能精准测算出公务员的行为效率对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反却能够衡量寻租腐败指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权重，公务员的灰色福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呈反比，公务员的消极行为必然会对社会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培养公务员的知足心态。目前对公务员的培训过多注重工作技能，对公务员职业的特性与公共契约精神的培养却严重不足。根据美国行为学家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个人对收入的敏感度不仅来自个人业绩贡献的绝对值比较，更来自于与外界相对比的比较值。公务员们习惯于用企业激励标准来衡量自身收入，造成了公务员抱怨收入低，老百姓却认为公务员待遇过高的矛盾局面。这种社会心态的失衡是导致公务员涨薪频频遇阻的重要因素。

最后，在技术层面要注重平衡基层公务员收入的区域差异。虽然2006年的《公务员法》已经提出“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但该制度始终没能得以正式建立。建议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强调外部和内部公平性的兼顾，避免相同职位的公务员由于生活在不同消费水平地区而造成生活水平的过大差距，从而实现公务员工资的内部公平。

总之，公务员薪酬管理优化是简政放权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定程序与科学调整，才能让公务员涨薪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