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很快组建了一个精英政府，并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一开始，新加坡公共部门雇员的收入并不高，但当这些优秀人才做出一定成绩之后，政府便开始给他们大幅加薪。现在新加坡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共部门工作，所得薪水与进入麦肯锡或其他投行的薪水能够持平。

　　即便与薪酬极高的企业高层相比也是如此某些公共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达到新加坡排名前50上市公司CEO薪酬中位数的70%。当然了，这些人都十分优秀，工作也非常出色。费罗迪说道。

　　对于中国央企高管的降薪潮，费罗迪认为，胜任央企职位比在私营企业工作更难：除了拥有在私企工作的所有管理技能，你还必须具备政治技巧和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关键是，这些政治技巧和软技能在私企中也变得愈发重要。如果薪酬一直这么低，几年之后央企高管可能都走光了。

　　如果你问我应该给央企高管多少薪酬，与私企相同的职位相比，我会说可能应该打点折扣，比如降低30%，但降薪70%实在太多了。费罗迪表示：如果不得不对高管降薪，央企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评估体系，让内部的高潜力年轻人升职，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虽然他们的薪酬变少了，但获得锻炼的机会变多了。短期内，这么做可以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但央企们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人才很快就会转投薪酬更高的私营企业。

　　再重申一遍我的观点，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人才激励手段，能够激励最优秀人才的是挑战和学习的机会。中国不缺乏这样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人才也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被公平对待的。费罗迪笑着说：这些会某种程度体现在薪酬上，如果人才感到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就很难留住他们。

　　(本文作者介绍：华尔街的媒体人，供职于新浪财经纽约站。互联网金融千人会(IFC1000)华尔街分会执行秘书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