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工资制度是最集权的。当时全国的干部适用同一张工资表。这张工资表中，政府的雇员被分为三十个工资等级，工资一至三级是给最高级的领导干部(比如主席、总理、副总理等)。同一工资级别的干部的收入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全国一共分为十一个工资区。新疆等地的干部收入就比其他地方高。

　　一张工资表，对人事干部来说是再省事不过了。不过，负面效应也层出不穷，人事管理官员无法应付不同的情况。地方上想出不少方法补偿，比如提供房屋、托儿所、理发室和食堂等。诸如此类的方法变相地侵蚀了正式工资制度的效力。看起来中央政府对工资管理事项有绝对的权威，事实上地方的执行却脱离正常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管理与财政管理的关系极为紧密。如果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可能会将一部分公共资源用于改善职工的福利。1956年之后30年的工资制度虽然是集中管理机制，但伴随着财政管理权限多次的变迁分权和集权交替进行，工资制度的实际执行也出现多次的波动。

　　总的来说，当时的干部平均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而干部实际收入与自己的努力和承担的责任关系不大，与所在机构、所在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却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在一张工资表下，这一时期的地方干部工资分配已经出现差异，当然，严重程度上还是远远赶不上后来。

有限分权的1985年工资制

　　虽然有限分权，当时社会上的平均主义还是占上风，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资管理方面的创新也极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问题逐步凸显。

1980年代的旋律主要是放权。

　　就工资的分权管理而言，这个阶段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起到了重要铺垫作用。当时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政府要减员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要减员更多，认为在减员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干部工资制度对吸纳人才极为重要。这些说法现在是常识，当时刚经历文革，还是很受抵制。因此，一些开明领导人对干部体制改革及工资改革的支持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还批准了数次干部提薪。尽管这些计划有很多阻力、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因此扩大，工资改革的思路却已奠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