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就问责的多、问责的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再比如，一些问题，直接责任追究的多，领导责任就追究的少，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问责不力，官员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了官员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现象。”马怀德说。

此外，针对会议强调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的相关表述，马怀德说，这个要求就是将党内问责更细化、更具体、更明确。

马怀德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需要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共担，以前总在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是对于党内的不同系统来说，落实从严治党和权力问责，责权需要分的更细致。

“既然是全党的问责条例，就要细致说明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有必要明确到具体的系统和部门，组织系统的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宣传系统、统战系统、政法系统等，这些都需要明确。”马怀德说。

制度背景：中共问责制度从分散走向权威

关于中共的党内问责制度，此前比较为人熟知的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关于问责的相关制度规定并不仅限于这一个。

马怀德介绍，此前，中共党内问责制度较为分散和零碎，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119部，其中专门规定问责的就有12部，这其中就包括上述《暂行规定》。在此次全党的问责条例出台之前，涉及党内问责的制度不仅较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一、概念不清、内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

记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马怀德表示，中办、国办此前印发的上述《暂行规定》是在十八大前，并且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体现出内容还是在行政问责的层次。如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一部党内法规，它的权威性、系统性，以及对十八大之后新情况、新问题的针对性都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