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我国目前工薪所得35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约占2014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70%左右，该比例大大高于国际上实行综合税制国家的水平，在改革中不宜再简单地提高基本扣除标准，而应与专项扣除项目统筹考虑，为专项扣除项目预留空间。专项扣除项目和标准应兼顾个人及其家庭的个性化支出因素，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楼继伟在上述记者会上也提出了未来个税专项抵扣方向。

他表示，综合所得个税改革很复杂，因为最终要把个人所得收入，即11项分类所得综合在一起，然后再做一个并非简单的在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的一些专项扣除。

“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说基本生活的这一套住宅的按揭贷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当然我们现在是放开‘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真正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样。税法也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总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赡养老人，这些都比较复杂，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楼继伟称。

针对社会关心的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抵税，张学诞表示，这肯定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但短期内是否能出台还很难说。而诸如医疗、教育专项扣除，张学诞认为国家会出台一个统一的扣除标准，而非“实报实销”。

张健菁对本报记者表示，房贷利息抵扣个税一两年内出台比较有挑战，因为这需要银行等多方配合，制度设计还得兼顾公平。比如美国对房贷利息抵税仅限于两套房子，房贷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美元，这是为了防止越有钱的人抵税越多。

又比如今年的热点话题“二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3月7日建议，对“两孩”家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当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完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完成。”张兆安说，因此在这个过渡时期内，为配合放开“二孩”政策的落实，应该在个税制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增加扣除生育费用的一些项目，实行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楼继伟在上述记者会上表示，个税改革复杂在执行层面。“首先税政就比较复杂，然后再执行，然后再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把它完善化。”楼继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