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并不受“限薪令”的限制，央企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得以更加市场化，“不设上限”。公开资料显示，麦伯良早已从招商局集团辞职，作为职业经理人进入中集集团，因此，他可以获得董事会批准的市场化薪酬。

对此，李锦分析认为，新一轮的国企薪酬改革实施后，很多央企的总裁和总经理往往采用市场化选聘的方式任用，成为职业经理人，其薪酬不设“天花板”。李锦预测，今后类似情况将会越来越多。

在国资委下一步着力推进的“十项改革试点”中，与薪酬改革紧密相关的就包括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等多项改革试点。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也撰文指出，未来国有企业高管的理想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体制内的是由国资委任命的企业干部，体制外的主要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属于职业经理人，其薪酬完全由市场行情决定。

在今年2月的一场国资委媒体通气会上，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就曾明确表示，对市场化选聘的经营管理者，综合考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实行与其职业风险相匹配的结构化薪酬，采取上限调控，聘期届满，聘任关系终止后，可根据工作需要合理使用;对职业经理人主要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实行市场化薪酬，聘任关系终止后，一并解除劳动合同，自然回到人才市场，充分体现“市场化来，市场化去”的原则。

刘昕表示，实行高管薪酬“双轨制”，应该给予央企高管自由选择成为中管干部还是职业经理人的权利。而对于央企内的中管干部，刘昕也建议不应“一刀切”地管理，而应该按照行业发展情况和企业经营业绩、企业垄断程度等制定限薪的标准。

“一些市场化程度高，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央企，也应该做到市场化的薪酬管理。”刘昕说。

央企二三级公司和地方国企是未来改革重点

与已经取得一定效果的央企上市公司和集团层面的薪酬改革相比，众多地方国企和央企二三级公司薪酬改革的进展则较为缓慢。

作为研究国企改革的专家，李锦经常在各地国企中开展调研。他发现，目前薪酬改革存在一种情况：很多高层看得到的地方改了，看不到的地方没动;上面动了，下面没动。根据他的观察，一些央企的二三级公司和地方国企的薪酬制度改革较为滞后，缺乏推进改革的动力。

对此，长期参与薪酬改革政策研究与制定工作的苏海南表示，薪酬改革在一些央企下属二三级公司和地方国企中执行比较困难，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上面改了，下面没改”，导致出现薪酬倒挂，央企子公司老总的年薪可能比总部高管的年薪还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大家都不想放弃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