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