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时候，高明堂的大哥带着侄子来见他，想让他帮孩子在煤矿上找个开车的临时工。看着爷俩充满期待的眼神，高明堂无可奈何地说：“大哥，这事我不能办，如果我把侄子安排到矿上，过后他们求我办一些办不了的事，怎么办?”憨厚的大哥气得瞪了他半天，二话没说，摔门而去。看着大哥离去的背影，高明堂心里百感交集。凭借自己跟煤矿和企业的多年交往，只要说句话，找个开车的临时工作应该不难。特别是父亲去世早，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照顾兄弟们生活，在赡养母亲方面又出力最多，理应帮助侄子找个工作。但真要办了，又是党性原则所不允许的，他心中装满了对大哥一家的愧疚。

  2007年7月，儿子大学毕业没有找到工作，试探地问他：“爸爸，您在铁路这么些年，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安排到铁路工作。”爱人也苦苦求他，同事也纷纷劝他：“老高啊，这可是关系孩子一生的大事呀!”夜深人静的时候，高明堂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多想让孩子来铁路子承父业啊，可想到铁路招收大学生是有院校和专业要求的，自己作为党员干部怎么张得开口啊!这会给组织添麻烦的，也是违背自己做人原则的。第二天吃饭时，他对儿子说：“工作的事我帮不了你，你还是自己出去闯闯吧……”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儿子把筷子一撂，说了句让他既难过又欣慰的话：“别说了，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今后绝不在你高明堂的羽翼下生活!”随后，孩子就独自去大连闯荡了，摆过地摊，卖过袜子，最困难的时候，连续两个多月吃住都成了问题。现在每每说到这些，妻子还心疼得直掉眼泪。女儿看到这种情况，为了不给父母添烦恼，也为了能够储备能力更好地走向社会，去年本科毕业直接考了研究生。像他的女儿一样，时间长了，亲友们都知道了他的脾气秉性，从来不指望让他走走后门、办点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