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不仅是要向物质的贫困做决战，也是要向这种“安贫”的思想做决战。

鲁迅先生曾在《呐喊<自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虽然“贫困县”这顶帽子算不得什么“铁屋”，但我们仍然应该拿出“呐喊”的勇气，以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的决心去解决脑子“摘帽”的问题。纵然“摘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绝望的过程，“帽子”摘去，意味着不能再享受特别的关照。然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真正清醒，只有直接面对贫困所带来的物质匮乏和“没本事”“懒惰”等舆论压力，人们才会意识到贫困是多么绝望，多么可怕的一件事。鲁迅先生也提到“既然起来，就有希望”。正视贫困是痛苦的，总好过无知死灭，因为中国人并非自古“安贫”，中国人的骨血里依然有应对艰难困苦的正确方法和价值观，那就是“勤劳”和“变通”。

“勤劳致富”是中国传统的财富观，“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现实中，在农村同样也是这样的，辛勤肯干的人家在村中总是不落人后的，反映在我们的走访情况中也是如此，大部分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直接或间接都与缺乏劳动力有关。当然“勤劳”不光只有汗水，脑子也要“勤思勤变”。

“穷则变，变则通”是中国《周易》中传承千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变通”一词在今看来依然具有活力。应对贫困关键还在于“变通”，即创新，这也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扶贫要以改革、创新同步，农村扶贫千万不能有“一劳永逸”的思想。前几天听到一个村支书，也是他们村致富带头人的一句话：“这几年三七价格不行，别人都不种，我偏要种，等我的三七种出来的时候，别人家都没有三七，(市场上三七少)，我的价格就会好。”虽然他一直说自己没有文化，但却通过朴素的观察总结出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价值规律：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确，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什么商品的价格会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产业可以一直兴盛。在农村推广一项产业，与其说是在推广产业，不如说是借转变一种经营方式来推广这种随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的经营方法。要适应市场经济，农民特别是从事种养殖的农民来说，最主要的两条途径就是“从变”、“从优”。“从变”就是运用价值规律调整种养殖的种类，“从优”就是在同等条件下，以产品质量即使用价值来提高商品价值。“从变”即变通，“从优”需勤劳，万变不离其宗，归根到底，只有破除心中的桎梏，摘掉心理贫困的“帽子”，正视贫困，才能产生破除贫困，摘掉脑袋上贫困帽子的勇气和动力;只有被贫困现实逼到绝境，才能唤起骨子里那种不服输，敢变通的艰苦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