址。他工作认真细致，严密周到，还开办了三个酒店和一个钱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给党筹集经费。他还和毛泽民同志经营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报刊。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曾长期给党管家，又是秘密工作，有酒店和钱庄等作掩护点，所以有人怀疑他是特务。后来，周总理给他写了个证明材料，说熊瑾玎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由于这个证明，“文革”中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应当说，在险恶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对党的无限忠诚，没有甘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无私奉献，要像熊瑾玎这样默默无闻地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熊瑾玎正是无数中办人无私奉献的缩影，许多老同志像熊瑾玎同志那样在中办一干就是几十年，干了一辈子，也奉献了一辈子。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丢掉。

什么是大奉献？我理解，大奉献首要是这个“大”字，就是要跳出“小我”“小利益”“小圈子”等各种局限，真正树立大情怀、大胸襟、大境界。所谓大情怀，就是要有以国为家的情怀，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所谓大胸襟，就是要有大海般的广阔胸怀，“计利当计天下利”，任何时候不囿于局部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吃得了大苦大累，受得了大委屈；所谓大境界，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经得起权力、名誉、地位等考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鞠躬尽瘁。

讲到大奉献，我讲讲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情。30多年前，我在石家庄地委办公室资料科工作，负责写文件、写讲话、搞调研等，行政科科长梁明月和分管我的副秘书长牛爱殷两位同志对我影响很大，至今很多场景仍历历在目。

梁明月同志当时负责后勤工作，地委办公室的院子比较大，梁科长每天早上6点多，拿着一把扫帚，一个人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扫就是十来年。后来，组织提拔他当地委副秘书长，一个副处级岗位。有的同志讥讽说，梁明月这个副秘书长是“扫”出来的。我当时就想，能做到十几年如一日，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不去扫呢！当上副秘书长后，梁明月还是坚持每天打扫院子，而且行政、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如他的名字，如一轮明月高照，十分令人钦佩。

牛爱殷同志身患胃下垂，瘦得很，需要每天喝中药。晚上加班写材料，他爱人就把熬好的中药送过来。牛爱殷专心写材料，他爱人就把中药放在桌子上，在旁边站着等着他喝药。他总是说，写完这一段再喝，总是他爱人提醒十遍八遍，才把药喝了。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大公无私的事迹。1981年，我陪他到赞皇县调研，在下面住了一个星期。他的一个孪生儿子大概十六七岁，得了肾炎，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我们下乡的第四天，他爱人打电话来，说儿子病情加重了，是不是回家看看，我们也都劝他回家看看孩子。牛爱殷说，我又不是医生，回家干吗，还是等调研任务结束后再说。我们怎么劝他都没用。调研结束后回到家的当天晚上，他孩子就去世了。儿子去世后，我们几个人陪他去医院。医院告诉老牛，孩子的病原来治得不错，后来突然恶化了，这种病情比较特殊，能不能搞个生理解剖，供医学研究用。牛爱殷同志对他爱人说：“我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他爱人也表示同意。牛爱殷拿起笔来，满含泪水却毫不迟疑地在家属意见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儿子生前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死后作生理解剖，也算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个贡献。”然后奋笔疾书，签上了他夫妻二人的名字。当时，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牛爱殷到基层调研，从不让地方安排桌餐，始终坚持到食堂排队买饭，而且自己掏钱，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宴请。一个同事有一年春节给他送去30斤大米，他把门关上不让进，最后这位同事只好把大米拿走，讲原则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对谁是好人、谁是干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1982年，省委考察组来考察干部，大家一致推荐他进地委班子，由副秘书长(副处级)直接进了地委班子，担任地委委员、秘书长，成了地厅级干部。

每每想起这些事，就好像电影回放一样，此情此景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心情一次次酸痛和振奋。过去我们看电视，看小说，看文艺作品，讲到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说“共产党员跟我上”，好像这是文学的描写。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像牛爱殷这样的好同志大有人在。

我家里也有一个人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那就是我的叔叔栗政通。他1937年参军，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当战士。我爷爷是1927年入党的党员，时任冀西特委书记，当时把我叔叔和我伯父一起送到部队参军，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参加了抗日战争，亲历了百团大战、保卫延安、南泥湾大生产、南征北返。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1949年7月10日在西北战场上的扶眉战役中，叔叔作为第1兵团第2军6师18团独立1营营长，在攻占马家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淮海战役后部队改编，叔叔再回西北战场，路过家乡时顺路探亲完婚。当时他带着一个警卫员、骑着一匹枣红大马回到了家乡。部队的首长指示，革命即将胜利了，你回家成亲后，如果愿意回部队就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就让警卫员回来，把那匹马留在家里。那时候也没有转业一说，给一匹马就算部队的奖励。叔叔只在家里待了十七八天，还没有度完蜜月。一天晚上，一家人都批评我叔叔，要他赶快回部队。特别是我姑姑说：“我看你是怕死哩！”叔叔听了十分生气地说：“我怕死，你到战场试一试，一颗炮弹就会把你吓死！我为了发起一次冲锋，牺牲过三个司号员，一个站起来，被敌人打中倒下，第二个、第三个都牺牲了。最后我冲上去，站在最高处吹响了冲锋号，高喊着‘不怕死的战友们，跟我冲啊！’敌人的子弹从我头上嗖嗖掠过，我怕死，你敢吗？第二天一大早，他执意要回部队，爷爷、奶奶，还有他的新婚妻子，还有我的父亲、小叔、姑姑们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为他送行。他抱着那匹枣红大马，深深地亲吻了一口马的脸颊，便踩镫跨马，飞也似地奔驰而去。全家人呼喊着：“政通，你要回来呀！”而这一切，叔叔似乎一点都没听见、没看见，骑着他那匹骏马，连头也没有回，急速地转过了山脚，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到部队没有两个月，陕西扶眉战役打响，当时我叔叔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去攻占秦岭山脉的一个制高点，负责切断敌人逃往汉中去四川的通道，遇到敌人一个团兵力的负隅顽抗，战斗打得极其惨烈，我叔叔壮烈牺牲。随后，我军发起全线总攻时，部队的战前动员口号就是“为栗营长报仇！”

叔叔去世后，留下了一些家书，有写给我爷爷、父亲和姑姑的，也有写给战友的，还有许多照片。有一幅照片我印象最深，从我小的时候就挂在我们家的墙上，叔叔穿着八路军服装，戴着钢盔，扎着腰带，握着一支枪，下面是他写的四个字：“战士之心”。

叔叔在1947年11月18日给我姑姑的一封信中写道：“十年的离别，使我们不能团圆，以我战士的心来与你们相会，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在寄给战友张扬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热心的战士，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赋予祖国，当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就让这个寸身的灵魂愉快地漂泊吧！”1948年，在寄给我姑姑的照片背面写道：“这是我寸心的表白，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让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在寄给我爷爷照片的背面写道：“这是我寸心的表白，特请您作为永久的留念。当儿流尽最后一滴血时，持此像就是我的灵魂，它永远跟着您前进！”1948年元旦，叔叔在给我姑姑和她同学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李鸿、政华同志，要别了，没有时间和你们见面了，请不要见怪。你们送我的礼物和赠语，我深深地记着，它是激励我的一粒灵丹，我很珍重地将它永远地保留，作为远别的纪念。你们的话绝不会死板地刻在白纸簿里，一定在战斗的行动里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在今后的生活里，很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来帮助和鼓励我，咱们经常通信吧！我要走了，勇往直前地走向前去！背向着故乡，面向着前方，愉快地走上战场！祝你们学业日日向上，祝你们身体健康。让我们亲切地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再告在战场。”

叔叔牺牲后，大概在1950年春天，我父亲赶了两匹骡子，走了30多天，将叔叔的棺柩从陕西眉县运回了家乡——河北平山杜家庄南沟。安葬那天，全村人几乎都到了，大家都要求打开棺柩，再看政通最后一眼。于是，在墓地处，打开了棺盖，只见叔叔安详地躺在里面，胸部覆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叔叔的头部和腹部都用白色的绷带缠绕着，绷带上映着褐色的血迹。显然，他是头部、腹部都受了致命的枪伤而牺牲的。在场的人排着队，一个一个地手扶着棺口，低着头，含着泪，瞻仰了叔叔的遗容，和他作最后的诀别。

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在生产队曾当了几年“放羊倌”。每当我赶着羊群，来到安葬叔叔的这座山头时，不尽的思念总是涌上心头。我常常蹲在那里，两眼凝视着叔叔的墓地，叔叔的形象总是浮现在眼前：他站在山头上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他端着冲锋枪向疯狂的敌人扫射；他骑着战马，高举着手枪，率领着千军万马奋勇向前；他受伤了，额头上裹着绷带，用手捂着淌血的腹部，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他，在我的心中，就是手举炸药包的董存瑞，就是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端着爆破筒跳入敌群的王成！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去冲锋陷阵，和敌人拼杀，但是我们还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有大牺牲、大奉献的精神。在和平工作环境中，中办同志做到大奉献，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苦与乐的关系。在中办工作，加班时间多、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一些部门连轴转，节假日也很难休息，确实有苦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心态不对，干什么都嫌多、都嫌苦、都嫌累，心里总是埋怨这埋怨那；心态摆正了，把艰苦付出当作成就事业的条件，当作个人难得的成长机遇，就会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二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得与失的关系。在中办工作，某些方面的失是必然的，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就意味着放弃一些个人休息、娱乐甚至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但这些失，换来的是中央工作的有序运转，换来的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所以，个人的一事之失，一时之失，不是真正的失，而是更大的得。去年我到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调研，听说有些同志常年在地下室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有的同志多少年来几乎没有机会与其他同志接触、交往，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这使我很受感动。我们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

三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进步快与慢的关系。在干部成长进步过程中，一个时期可能提拔得快一些，一个时期可能慢一些，这是常态。慢一点时，不能因为看见别人进步，心里就别扭，老是不服气；不能因为“到点”了，没有被及时安排，就觉得组织亏欠了自己，心生怨气；更不能因为一时没提拔，就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消极泄气。我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伟1997年写的一篇题为《淡化烦恼》的文章，很有感触。文章写道，人生的大多数烦恼都是自找的，本来没有那么多烦恼，或者说那原本就不是烦恼。当了几年处长，就想当局长，结果提了资历差不多的别人，似乎面子显得过不去，就烦恼上了。实际上就你现在的资历，在那处长的位子上，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你！再说，当局长的未必就比当处长的幸福，当处长的也未必就比当局长的烦恼多。得到的是以失去的为代价，失去的是以得到的为补偿。有了烦恼，善于淡化、善于化解，是人生至高境界的体现。我建议大家都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我们有一点点贡献，功劳首先应记在组织和集体的头上，没有组织的培养，没有同志们的支持，个人将一事无成。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少一点无谓的烦恼、无端的牢骚。当然，作为组织，一定要在政治上关心干部的成长进步，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公道、公平、公正地选好人用好人。

我们强调中办党员干部要讲奉献，但这并不排斥关心干部合理的待遇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办的同志干得很苦、付出很多，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对大家一定要热情关心、真情关怀。我在厅里多次讲过，我们讲原则、讲党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人性不能代替党性，党性并不排斥人性。我们既强调干部讲大奉献，也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干部，设身处地为大家排忧解难，以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让大家感觉到党也是讲感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