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6-28 09:16作者:王新老师
纳入封杀名单。
李麦子说,“但教育部在‘红七条’中写的却是‘不正当关系’,教育部的措辞不够明确。”
“妇女传媒监测网”的负责人吕频也表示,“红七条”仅从师德的角度,对教师进行了道德性的约束,但并未在惩治性侵方面,拿出实质性的应对举措。同时,“红七条”还忽视了师生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受害者鉴於其弱势地位很难主动揭发、控诉施害者的事实。另外,在《意見》的规定中,也未明确规定赔偿的细则。
云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欧晓鸥则认为,教育部这封回函的态度和认识,凸显了性侵防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一是对校园性侵行为的定性简单化且模糊不清;二是处罚措施不明确,导致在执行过程中,恐将出现“模棱两可”和“弹性操作”的可能性;三则是对性侵防治培训对象的选择、锁定有问题。欧晓鸥解释,《意见》一方面未将性侵防治纳入培训内容,另一方面却强调要加强高校女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忽略了男性,“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卸政府和高校,作为预防校园性侵机制建设责任主体的义务。”
2016年8月,民间公益组织“妇女权利关注网络”曾向31个省市的公安部门及教育部门发出申请,要求公开各省五年内的校园性侵案件数量及相关处理结果。但在发出244份信息公开申请后,只有19个政府部门公开了案件数量,回复率仅为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