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认定：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决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

日中国力的悬殊对比

国力主要表现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

1、日中政治组织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结束了幕府和列藩专制的封建割据，确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并逐渐演变为近代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

1868年4月，日本废除神祗官，改设太政官(相当于总理大臣)，在太政官之下，设有议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三权分立”的模式。633年7月，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1870至633年，完成“废藩置县”。废除260余藩，设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府县之下为小区、大区，大小区之下有镇村。至此，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基本形成。1885年，日本又废除太政官制度，采用内阁制，即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家大臣组成直属于天皇的内阁。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更加明确地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以天皇为元首的高度集权。在此前后，日本又先后公布《户籍法》、《民法决议》、《皇国民法暂行规则》和《民法暂行规则》，并确立民众为天皇的“臣民”，把民众的义务法律化。随后，日本又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逐步加强。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当对外战争成为国家行为时，十分容易实现对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和组织。

反观中国，国家政治组织力明显弱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