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变动而变动。

上世纪50至60年代，出于冷战意识形态，中国曾不断派出代表团去日本参加反战反美活动。翻阅当时报纸杂志，报道中日联营参与反战反美的新闻与文学作品，远远超过纪念中国民间的战争苦难。印象中最深的是《收获》杂志，曾刊登该刊主编参加广岛反战归来的长篇散文，作者访问那里的受害者，有名有姓，描绘其创伤，绘形绘色，极富感染力。虽说日方民间创伤也应该纪念，但作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同情心已经转移，显然不在二战反法西斯盟军，而在被盟军击败的日本一方。左翼文人当年是催逼抗战的先锋，为此曾鼓动学生上演多少街头政治，为何在抗战胜利后同情心转移，而不是一如既往，坚守民族自尊，以反日、抗日为第一?那样的文章那时并不罕见，在这里仅举一例。作为左联成员，他们都参加过八年抗战千里流离，饱尝颠沛之苦，我也相信那样的文章只反映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反映他们真实的历史记忆。左翼文学汇入左翼意识形态成为其组成部分，令人齿冷，那是一代人的错误，没有必要苛责个人。但是，当一个民族的底层民众不能正常抒发战争苦难，这一民族能够发出的声音却是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而俯仰，令外人如何观感?半个世纪以来，对这场战争的价值评价我们发生过多少次变化?内如承认正面战场，外如对日交涉开放民间舆论，昨日为非，今日为是，虽是节节进步，变化频仍，太不稳定，外人适应这个变化，总要有个观察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不可能很快赢得世人尊重。

中日之间曾为敌国，但在制度层面，战后日本已经转轨为民主宪政，这是不争之事实。这一制度落差，以及民主社会内政府行为与民意倾向之间的差异，我们却时常遗忘。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最后调查结果，只有千分之四的学校使用了令人愤怒的那一种。在民主制下，一个社会并没有统编教材，虽有类似教育部的文教部门，却绝无权力指定民间使用何种教材。我们以己之“制”，度人之“教”，一见有学校使用那种教科书，立刻认为是官方所为、全民意向，于是愤青四出，狂呼口号，滥演“爱国”秀，贻笑大方而不知。反过来看自己，同样以巴金为例，老人晚年再三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戒惧后人崇尚暴力、残害同胞，时至今日，这一遗愿实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