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初，考虑到退休人员在以前工作期间的贡献而免于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不仅是因为退休人员多为弱势群体，政策要有人情味，同时更重要的逻辑在于，他们工作期间所应留存的社保收益，彼时都变成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因此，他们的养老和医保成本，本来就需要补偿，而非站在道德高地。这是近年来包括延退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源，即以养老金和医保基金为主的社保转型历史成本，到底应该怎么消化。国家、企业和个人，如何分担比例？

养老和医保，费率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6%，无论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比，都是名列前茅的，涨是不可能的，相反降的呼声愈加强烈。中央在2015年底也回应了这一呼声，明确表示要在今年减税降费。费率如此之高，新世纪（56.82，-4.58，-7.46%）前后的养老和医保转制，成本主要是由企业和个人分担，政府希望在发展中让市场将这块历史成本逐步消化，但到现在出现了困难，政府出手偿还，至少是一个选择项了。比例多少，可以权衡，但无法沿着最小阻力线绕着走了。还是楼继伟，在去年也曾说过，在“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基础上，才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