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这一制度在之后运行得比较好，回报率比较高，大家会自然而然地扩大它的费基，主动愿意多缴，目的是为以后多拿养老金;如果做得不好，资本市场和回报率均不理想，就会产生“逃费”的现象，就算是基数做了一些规定，但对道德风险的防范是非常艰难的。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名义上费基很高，但是实际上的费基却很小”的现象。比如，美国的“401K”计划，很多人自愿把工资的相当一部分都存入其中，不存在什么费基的问题，规定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到了那个境界，或者说就基本不存在什么费基的问题了，而主要是个人的一个意愿问题。所以，关键还在于制度的运行效果如何。而制度的运行效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如何，设计得科学就可以运行得很好。

目前，国内企业年金的标准与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标准有何差别?

郑秉文：当然了，我国目前的企业年金缴费比例是单位5%，个人是4%。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比例的空间很大，起码要跟机关事业单位拉平。

下一步考虑整个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

东方早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已经出台，下步改革深入点在哪里?

郑秉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机关事业单位并轨完成，社会公平也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变成了“可持续性”的问题。

所以在并轨之后，我们应该立即投入到制度可持续的设计及改革工作当中，否则我们明知目前企业城镇职工养老存在很多问题，还让机关和事业单位完全模仿这一制度，或说参加到这一制度当中(只是单独建账而已)，这一改革的可持续性前途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我猜想，也不排除相关部门是想分两步走，先解决公平性问题，把全社会的怨气理顺了、没人埋怨了，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后再谈改革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那时，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制度的结构问题，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