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操作细节与制度上的忧虑，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也是以房养老最大阻碍。一对住在北京二环的老夫妇就向记者坦言：“我们不能接受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还是得多担待孩子们的未来。无论怎样，房子还是要留给孩子的。”

对话专家：“不反对、不提倡、不鼓励”

● 提出以房养老背景何在?

杨立雄：背景与十年前提出来大有不一样。十年前我国刚开始进入老年化社会，养老问题开始显现，各种养老方式都不成熟，都在探索，国外的反向抵押也被借鉴到中国来。但当年仅限于学界的讨论，不但政府没有推动，公众也不甚关注。但是现在重新提出来，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相对于十年前，现在房子的价值已充分体现出来。其二，独生子女制度和老龄化的问题日益凸显，老百姓对养老问题的越来越焦虑，以至于每次提到有关养老模式的变革都会引起关注，包括双轨制、延迟退休等等。

● 以房养老承担怎样的养老角色?

杨立雄：以房养老放在整个中国养老的大盘子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家没必要期待太高，它充其量是个小小的补充角色。选择这种模式养老的，基本上是相对富裕的老人，手上有三四套房子，希望通过反向抵押来获得更优质的退休生活，但这毕竟是社会的极少一部分人。另外，在养老问题最严重的农村，以房养老基本不起作用，因为农村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成型，房子卖不起价，流通也有难度。所以，以房养老仅仅是给了少部分人一个市场选择。

● 哪些因素阻碍推广?

杨立雄：实际上，70年产权的问题并非最大的阻碍，根据《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限期间届满的，有相应的自动续期，国家未来也会延长土地的使用权限。以房养老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传统文化理念提出巨大的挑战，甚至是相违背的。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就开始尝试反向抵押贷款形式，但是直到现在，也说不上普及。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里，未来长时间还是会稳定地以家庭养老和政府养老为主，而且子代继承父辈的财产是中国家庭财产继承的准则。一旦老人把房子反向抵押给银行，将会面临很多伦理上的冲击，这一点直接导致以房养老在我国是寸步难行的。

● 政府把养老责任逐步推向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