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创新意识、开阔的眼界和前瞻性的思维，热衷于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来解决法院工作和管理中的现实难题，希望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一套规范的审判程序和审判体系，从而彻底地改变传统办案模式，打造出公正高效廉洁为民的现代化法院。

为解决司法公开难题，他亲自指导了上海高院互联网站改版，网站版面设计前后修改12次，并在最高法院三大司法平台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构建了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12368诉讼服务、律师服务等“十大司法公开与服务平台”，打造出全方位、多层次、互动式的司法公开与服务体系，向社会公开了65个方面830个信息项，并通过12368短信主动向案件相关当事人推送53个重要节点信息。他还亲自主导推出了“互联网上律师服务平台”。他认为，法官与律师尽管职责分工不同，但双方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化解社会矛盾、追求公平正义和维护法律尊严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有必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就是他要求建立律师服务平台的动因。该平台提供5大类24项服务功能，在全国法院首次推出真正意义上的网上立案、庭审排期自动避让、关联案件和审判业务文件主动推送等功能。以往全国大多数法院推出的网上立案基本停留在“立案审查”阶段，当事人或律师必须前往法院领取案号和缴纳费用，而利用该平台，律师可以在网上进行材料提交、缴纳诉讼费、获取案号等“一条龙”服务，实现立案全程网上操作。因为平台改变了法院传统的窗口立案模式，也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与反对，为了在体制内寻求突破，他多次在银行、律协、法院内部之间调协，召开多次座谈会，强调平台建设的意义。他说上海律师每年要参与20万件案件诉讼，如果每个案件让办案律师减少一次跑法院的劳顿，就要节省近60万小时工作时间、10万次车辆往返。就在他逝世前一天，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刚刚上线试运行，他在转发这条消息的同时也留下他朋友圈里的最后一句话：“希望让律师的执业环境越来越好。”他进医院抢救前留下的最后一条微信是发给信息技术人员的，要求做好律师服务平台调试，为宣传报道做好演示准备。

他主导开发的“裁判文书智能分析系统”，在国内法院首次提出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裁判文书进行智能评查，将法官办案的最后一道工序———撰写判决书———再智能化检查一遍，看是否存在人工不易查出的逻辑推理及论述严谨性问题，看是否存在如诉讼请求和判决主文等“六个不一致”的问题，对案件裁判文书质量把关、辅助法官结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