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问责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言岀纪随，高悬问责利剑，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对4.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体现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鲜明态度。

然而，尽管问责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当前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反映在问责内容不聚焦，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没有紧扣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概念不准确，界定不清晰，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规定过于原则，问责主体不明确。

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问责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要问到具体人头上。”

此次《条例》在第四条中，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过去在问责工作中，存在着权责不对等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在任职时当仁不让，履职履责却敷衍含糊、不敢担当。”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蒋来用表示，《条例》通过明确问责对象，把管党治党的责任实打实地给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扛上。

“《条例》第四条的内容，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认为，首先，规定了既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也追究领导责任，实现了责任追究的“全覆盖”;其次，问责对象既包括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包括了党的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责任落实的鲜明态度;再次，将“主要负责人”列为问责重点，突出了抓牢“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的思路。

责任清方能问责准。

为进一步厘清责任，确保精准问责，《条例》第五条专门就“责任划分”进行了规定，明确了领导班子、班子主要负责人、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这说得很明确，不仅仅是主要负责人，每一名班子成员都肩负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通过把责任压给每一个人，体现了有权就有责的要求。”蒋来用说。

值得注意的是，问责主体在有的时候也会成为问责对象。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手电筒只对着下级。尤其是各省(区、市)和中央部委党委(党组)，要在对下级失责必问的同时扛起自身应负的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否则自己也会“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