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良法善政，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基本框架与维度。正因如此，人大发言人傅莹直面“曾有人批评全国人大立法虚置问题”的提问时指出，立法法是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管法的法”，定法之法，这部法格外重要。换言之，国家有关立法活动，都应该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执行;而立法法本身，则是社会治理的规范与遵循。

立法法大修，地位上虽“高大上”，效用上则“接地气”。根据百度搜索指数的统计，2013年对“立法法”的搜索指数为297954;而在2016年，这一数字激增到了337345，增幅达到13.22%，搜索峰值出现在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期间。为什么民众对立法法升级如此关注?就像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一样，对于依法治国而言，“立法更不可任性”。数据显示：上届全国人大规划立法64项，其中由主管行政部门起草的有48部，比例高达75%。各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常出现部门间管辖权冲突。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人大主导立法”。有了新立法法，今后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增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必须依据税法，而不是仅通过一纸“行政通知”来实现了;而政府规章也不能与法律相悖，公民、法人和组织的权利又多了一层防护罩，限行、限购、限贷等地方规章将不可能“夜半突袭”。

立法法大修的关键词很多，譬如立法质量、地方立法权、税收法定、不得减损权利原则等。然而，从更长远的愿景来看，立法法的转身，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再提速。虽说“徒法难以自行”，但对于司法体系来说，“有法可依”永远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第一步。反腐治本，要考建章立制;环保升级，要加大执法……用顶层设计的话说，“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改革要行稳致远，转型要逆水行舟，都必须在法治框架内有序前行。2016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于此背景下观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一个目标、三个举措，如国之四维，每个维度，都离不开前置性的立法工作夯实“地基”。没有良法，小康社会不完整;没有善法，改革硬骨头啃不下去;没有大法，依法治国就成了无本之木;没有严法，治党就成了空话。

一言蔽之，立法法升级的是“护法”的力量。从“有法可依”走向“有善法可依”，权力更谦抑，权益更可期。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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