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和“支那分割论”。1894年，德富苏峰在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公然提出，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1911年和1913年，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运》和《支那分割论》中，断言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国被分割时的日本的责任在于独占中国，由日本负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

在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断把这一思想、理论和政策付诸战争行为。同时又反过来把战争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用来印证其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使其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与侵略战争行为形成互动，演绎出不断扩大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于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留下了以下历史记录。

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认定：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决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

日中国力的悬殊对比

国力主要表现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

1、日中政治组织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结束了幕府和列藩专制的封建割据，确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并逐渐演变为近代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

1868年4月，日本废除神祗官，改设太政官(相当于总理大臣)，在太政官之下，设有议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三权分立”的模式。633年7月，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1870至633年，完成“废藩置县”。废除260余藩，设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府县之下为小区、大区，大小区之下有镇村。至此，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基本形成。1885年，日本又废除太政官制度，采用内阁制，即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家大臣组成直属于天皇的内阁。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更加明确地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以天皇为元首的高度集权。在此前后，日本又先后公布《户籍法》、《民法决议》、《皇国民法暂行规则》和《民法暂行规则》，并确立民众为天皇的“臣民”，把民众的义务法律化。随后，日本又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逐步加强。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当对外战争成为国家行为时，十分容易实现对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