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作者自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至1085年（元丰八年），退居洛阳。1082年（元丰五年），曾任宰相的文彦博（潞国公）、富弼（韩国公）等人也因反对新法入洛阳定居。他们组成了一个在野集团，名之耆英会，常在一起聚首，置酒相娱。君贶，即宣徽使王拱辰，为耆英会成员之一。此诗作于作者与诸位耆老在文彦博庄园宴乐之时。


和君贶题潞公东庄赏析：
这首诗写出了这些耆老们表面上优游闲散、遣情世外，实则身在江湖，心念朝廷，为不得在朝而耿耿不快的真实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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