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深圳及其周边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观察，朱克恒有一种焦虑。在全国范围内，深圳的教育成本是比较低的，已基本杜绝了乱收费的现象，这些年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投入很大，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硬件条件都不错。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可能会让深圳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教育高地，周边地区生源被吸引到这里，造成难以承载的压力。

出于这种焦虑，朱克恒在教育局召开的座谈会上，提议中考资格应与随迁子女父母对深圳的贡献程度挂钩。那些希望条件更宽松、门槛更低的人可能要责怪我，但每个人都做‘好人’，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体现了一个‘公共汽车效应’，没上车的人在外面喊‘赶快往里挤’，一旦自己挤上车，马上又喊‘不要上了，已经满了’。很多人都有类似心理，但是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他首先要考虑这种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下去。

李朝晖认为，深圳普高学位的紧张可谓有目共睹，从人们把深圳中考当做小高考中可见一斑。目前深圳的普高学位加上民办高中学位，一年只提供3.8万，学生却已接近6万。

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深圳依然在努力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目前，深圳公办义务教育有一半的学位提供给非深户学生，如果加上民办义务教育，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位提供给非深户学生。深圳还在区一级设立了‘民办教育扶持基金’，一些民办学校甚至比公办学校办得还好。这说明了深圳在谋求教育公平方面一直很努力、很尽力。

政策环境和区域差异

用一定条件限制随迁子女中考，不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毕竟还可以享受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资源。

优先保障深户子女的权利，同时兼顾随迁子女的入学要求，这在朱克恒看来，是由现行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决定的。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讲，当然要考虑教育公平、避免歧视对待。但一地的教育经费由地方担负，自然优先保障户籍子女的教育权利。

杨勤就此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外国人到美国，跟美国人抢资源，美国政府首先保护公民的权利，其次保护拥有居住权的人，最后才轮到外国人。用一定条件限制随迁子女中考，不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毕竟还可以享受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资源。

李朝晖理解随迁子女家长的心情，认为他们一心让孩子在深圳接受教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谁不想孩子有个好的成长呢!既然来上学，就面临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然而具体到我们的政策环境，因为教育的支出由地方政府担负，各地方根据自己的财力匹配教育资源。这也造成城市与城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生源不断涌向高地。而地方政府往往是根据户籍人口投放学位，从而导致了供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