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看，至少不应把性别或年龄作为延退的全部参照系。按照不同地方的产业结构，在不同产业实施不同延退方案，或许对于经济的冲击力最小。以北京为例，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发展“高精尖”产业、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统筹信息化建设等是今年两会确定的经济发展方略。“高精尖”产业需要有经验的人才，各行业也需要“高精尖”人才，因此可以按自愿原则，率先在这部分群体试行延退，这对于就业需求最大的中低端就业市场的冲击力不大，还可以保证人才向周边进行智力输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就可在延退与北京发展战略之间找到契合点。

民生是另一个延退主轴。中低端岗位本就劳动强度大，回报率偏低，实施延退应放在第二步。通过财政补贴、税率调整、市场激励等方式提高这些工作岗位的容纳度和回报率，才有可能保证就业不被冲击，与百姓相关的服务质量不受影响。

按产业、分阶段实施延退，才能让经济和民生少受冲击，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社会共识，并为推进相关改革打下基础。

北京延退的先验意义

推动相关改革，并努力向深水区推进，北京先行实施的延退政策，就可以产生增值改革效益。

客观上，北京的首都功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等决定了，北京落实延退的方式未必适合其他地区。比如，已经出现养老金缺口的地区，延退的利益性考量会更多;“三高”产能亟待消化的地区，在企业去产能和员工转岗压力下，会更倾向于采取“一刀切”式政策，等等。北京实施延退也有个推动、实施和评估的过程。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北京延退都难以具备可复制的经验。

但是，这并不代表北京实施延退没有先验意义。自延迟退休政策渐趋明朗以来，从学界到坊间，对延退的方式争议不断。核心问题是:延退到底能不能起到补充养老金的作用，是否会在劳动者之间造成代际不公平，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差异是否会因此更加扩大，等等。

必须指出，尽管延退能起到弥补养老金潜在缺口的作用，但不是唯一选择甚至不是主要选择。在引入延退这种偏行政化的措施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引入市场机制。仅仅打破过去养老金只能用于存银行或投资国债的束缚，让养老金按比例入市，其年收益率就会超过延退所得。这已被入市的社保基金验证。此外，大量沉睡在账户上的养老金还未盘活，由此造成了贬值损失。改革政府性基金的管理方式，养老金就可以得到善用，起到弥补缺口的作用。因此，不能因为延退就轻忽补充养老金这一诉求中的改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