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会保障的本质是再分配。要保障当代人的基本需求，靠的是当代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茅于轼最近指出：现代人的消费，吃的，穿的，用的，以及各种服务，都是当代人提供的。前人无论如何增加储蓄，也不可能为现代人提供粮食或服务。就此而言，国家储存一笔钱用于社会保障未来的不时之需，其实意义并不大。这样的储存减少了现时的消费，而到将来拿出来用，并没能增加那时的物质财富，所以和量化宽松的效果其实是很相近的。

　　如果放眼世界，看看时代的潮流，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动组织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保护。1993年，国际劳工局局长汉森说：近期来，也就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期间，社会保障的概念已进一步扩大到向所有公民提供普及化的基本社会支持的社会保护体制，而不再考虑交纳投保金情况或就业史。汉森的讲话表露：社会保护已经超越了被绝对化了的社会保险的政策思路和制度安排，不再纠结于是否缴费以及工龄长短。

　　2016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限建议书》。以此为基础，国际社会其实又达成了新的共识。《建议书》中提出的新的建议是：各成员国要重新确定提供社会保障的选择顺序，优先考虑那些目前未受保护的、贫穷的、弱势的社会群体，譬如在非正规经济组织中的工人及其家庭，要为这些社会群体在他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提供有效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建议书》还提出：要重视以非缴费型或者根据经济情况来提供福利保障，确保相关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使被保护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能够得到必要的商品和服务。

　　以上种种，值得中国决定社会保障制度走向的官员们和学者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