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各个城市根据自身不同的人口，承载力，对就业范围、年限、合法稳定住所等条件设置不同严格程度的准入门槛。对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则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加上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指标，按照总量控制、公开透明等原则，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积分制的目的在于引进高端人才，如上海的积分制度所包含的学历、职称、注册公司、特定专业等等标准。在市场经济中，高端人才能力强、素质高，承担的税负与创造的价值都更大，所以，本质上，他们获取当地户籍身份是通过自己贡献的财政收入来换取的，是一种身份的赎买。

　　公允地说，这种赎买有一定道理。今年国家统计局对福建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增加的成本与费用分摊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福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增加的支出约为12.9万元。如果福建420万农民工全部市民化，新增成本为5429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需负担1487元，相当于2016年福建财政收入的80%。

　　对于这个数据，可从两方面解读。首先，农民工市民化绝不是恩赐，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不断通过劳动、纳税、消费为城市创造价值。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奉献会大过他们成为市民的成本。从此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只是把他们应得的还给他们。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素质、技能、年龄都不一样，并不是每个人为公共财政创造的价值都大于自己所享的福利。所以，通过积分制度来筛选财政贡献高净值人群，是基于当下国情的一种妥协，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巨大的现实，这种妥协将长期存在。

　　真正的问题在于，积分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积分制度仅仅是筛选有财政净值的人群，那可以说是市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如果积分制度首要目标是满足计划经济式的总量限制，那积分制度不过是行政限制的另一种形式。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