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教育部门将做四方面工作：一是指导各地把常住人口，包括随迁子女纳入到区域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二是要求各地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三是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保障他们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四是要不断完善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改革难点：农民工市民化门槛高 公共服务所需资金短缺

　　此次改革之所以振奋人心，是因为触及了许多难啃的硬骨头。黄明指出，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一项基本的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面临的难题也很多，主要是我国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大小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比较大，难以平衡;许多的福利待遇与户籍制度长期挂钩，难以剥离;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多元多样，难以协调。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认为，目前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出台的落户制度，都是偏向于高端人才，对于农民工而言，门槛依旧很高。城市承载力、人才偏向和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矛盾是户籍改革中的难点之一。

　　很多财税政策说起来容易而执行起来却很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说，由于中国地区差异非常大，导致事权和支出责任就很难划分。公共服务主要由流入地负责，但实际上流入地对于流动人口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最典型的是教育，流入地的教育部门并不掌握会有多少孩子来参加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入学必须有户口所在地提供证明，这些都使得流入地教育部门难以提前进行财政安排。

　　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之一，就是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资金短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说，除了保障本地户籍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外，如果将外地户籍人口纳入进来就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开始下降，债务水平持续提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建设保障性住房方面，能力有限，动力不足。

　　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文辉认为，在实施过程中，城市的公共福利、公共财政上是不是能承担改革带来的变化，存在难度和压力。目前来看，中央政府也在提出要建立城镇的一个分担机制，就是要由政府、企业，包括落户，转移的农业人口自身，由这几个部分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