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迷茫。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旧体制没有完全废除，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一些领导干部不学习、不钻研，对新常态严重不适应，思想迷茫、行动失据，于是就抱着“不干事不出事”的心态，尸位素餐、等待观望。

其三，撒娇。正如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所说，过去，一些干部无利不起早，没利不当官;如今，他们对“新底线”“新规矩”表现出不适应，大谈所谓“为官不易”，“这其实是在撒娇”。现实中这种状况确实不罕见。一些官员眼看制度笼子越织越密、作风管束越来越严、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索性满地打滚、为官不为，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

其四，顶牛。本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国务院提前完成了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一些地方行政权力最多减掉了近七成。简政放权，原本是既突出“放”又强调“管”，一些患有权力“依赖症”的官员却因为对“放”心怀不满，于是便任性地“一放了之”，以怠行职责的方式搞消极对抗，跟中央顶牛。结果是，乱伸的手缩回来了，监管的眼也闭上了……

完善考核强化问责，根除为官不为毒瘤

为官不为怎么破?

政府工作报告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是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二是加强监督问责，“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这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以往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监督问责制度，对不作为这种“隐性”失职界定不清、重视不够、监督不严，导致“庸官能混，懒官能撑”;另外，问而无责、考而无据的现象普遍存在，问责和考核常常流于形式，致使为官不为问题蔓延。根除为官不为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机制，划定领导干部“行为红线”，充分发挥考核、问责的导向、激励、约束、惩治功能，让会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坏事的进去。

变化已经在发生。中央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经出台，地方政府对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导向与指标也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一些地方还专门出台了为官不为问责办法，如辽宁，2014年11月就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明确要求对领导干部8种不作为、7种不担当情形进行追责。公开披露的信息也显示，全国已有数千名为官不为干部受到严肃处理。

向为官不为亮剑，凸显从严治吏新常态。下一步，中央必将腾出更多精力治理不作为。那些依然故我、为官不为的，当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