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强哥认为，对中国历史更准确的概括似应为：天下大势，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里面体现的其实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关系。“乱”的根源是“治”埋下的。Focus到中国历史，就是“大治”期间，土地的兼并、集中，是经济规律“马太效应”在起作用。失地农民在灾荒年间，生计无以为续，有勇力者被迫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土地资源重新分配，由“乱”又复归为“治”，周而复始。

上个世纪长达近30年的国共之争，确如中共宣传所言，是中国前途和命运之争。国民党试图用从西方copy来的三权分立、三民主义救中国，这个实践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屡屡受挫，造成了国内军阀割据、一盘散沙，外敌鲸吞蚕食中华的危难局面;在民国建立近10年后的1921年，中国的另一批仁人志士决定另辟蹊径，试图实践马列的理论来救中国。马列理论虽和三民主义一样是西方的舶来品，但马列公有制理论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暗合，因此在中国很快找到了一批拥趸。

人们看到的是经过近数十年的国共内战，1949年国民党退居小岛，国共之争胜负初分。其实，国共之争的转折点是在1935年1至5月间的四渡赤水战役：40万兵强马壮、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楞是没有最后解决掉刚遇惨败，不仅武器不整，衣衫都欠完整的不到3万的共产党军队，让对方一条大龙逃出、活透，1946年两军再次正式决战的时候，这支当年残缺的败军已拥有120万的兵力，控制了近1亿人口的地区了。因此，可以说，四渡赤水战役是国共最高领导人之间近在咫尺的直接对弈，中共赢得了胜负手。中国历史也就在此转折。

至于毛泽东个人的命运，一般史学界或者说是宣传界，给我们的灌输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遵义会议做出的决定其实是把博古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张闻天，军事上的决定权由共产国际的李德手里收回，交给了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获得的职位只是前敌司令部的政委，从指挥行军打仗而言毛当时的职权不比一个参谋长(刘伯承)大。

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四渡赤水中的苟坝会议后才真正确立的。

苟坝会议其时，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主张被当时除他以外的20(22?)多位与会者一致否定，可见毛在遵义会议以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指挥决定权。毛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预见、控制局面的能力在四渡赤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折服了共党领导层和红军官兵，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