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思(D. North)的框架中，企业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管理者的重视。在他看来，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 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诺思等人看来，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而且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他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日本迅速的崛起，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旨。企业文化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定的思维框架和评价参照体系，也可谓之心灵结构(mental structure)，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促进和制约管理活动的发展，而且保证企业发展的连贯性。如企业不会因为公司领导层的变迁而引起公司具体行为的起落，具有持久性和延续性，这就是百年企业的立足根本。当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企业文化可能显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使之在演进中受到自身的障碍，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有意识、有目的地塑造奋发有为的企业文化，并能不断再造，适时创新、改变。

　　大卫·克莱珀斯(David Kreps)在其《企业文化和经济理论》一文中更是用博弈论来解说企业文化，对其作出经典的解释。企业作为一个由多个人组成的群体，其行为实际就是人与人的博弈过程。人的行为取决于他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一般认为效用函数的变化很小，因此个人所面对的约束条件如环境就决定了他的行为主观能动性。克莱珀斯定义其为Corporate Culture(企业文化)，他认为其对企业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普遍的情况下，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影响，企业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明确地写在契约中(因为无法估量该事件发生后所带给每个人的损益)。企业需要形成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使企业的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也就是企业文化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和一种微妙的暗示。也可以反过来认为，焦点的存在减少了人们选择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企业文化能够从人的思想意识中起到管理作用。这里的焦点很显然使容易我们想到麦肯锡7S中所指的核心共享的价值观(Shared value)，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