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文化阐释风潮里，易中天似乎更注重说书的独特性，而于丹则更注重上镜的表演性。为了赢得普遍的掌声，于丹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诗歌也许会消亡，但是诗意却将在人间长存。

　　文学正在像蛇一样蜕变，它失去了古老的躯壳，却利用新媒体，以影视、游戏甚至短信的方式重生。

　　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这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后果。

　　中国文学从这个文学到那个文学，又是伤痕、又是知青、又是先锋派、又是新写实，看上去很热闹，却没有完成作家的主体性人格的建构。作家不是成为政治工具，就是沦为商业门下的走狗。这种两极摇摆的现象，我称之为跷跷板效应。什么时候能走下跷跷板，成为真正独立的作家，中国文学就有重生的希望。

　　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写作过程应该是相对封闭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跳出这种限定性。假如你每天写一大段搁网上，然后有许多人跟帖对此说长论短，逼迫你根据众人的指点再做调整，以适应他们的口味。这种双向写作的结果，只能是作家丧失主体性，而沦为媚众的写作机器。

　　不存在所谓先锋的可持续性发展。只有伟大的先锋，却没有永恒的先锋。对于个人，只要曾经先锋过，这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先锋是一种伟大的品质，但没有人能永远(毕生)占有这个头衔。

　　自由是我们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如果不被捍卫的话，任何文化先锋都是无法存在。

　　在年轻时代，我曾经是激进的先锋，这很自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身的激进和前冲的色彩正在变淡，这也非常自然。如果一个人到了八十岁还很狂热，这是很可笑的。我也不能老是扛着前冲的旗帜，走到人生的末路，那样会累死的。

　　在先锋被市场和秩序收购的同时，先锋就退化成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本身是无害的，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客厅里的消费品。

　　当下的中国文学，已经丧失了先锋性生成的基本生态，甚至连现实批判和底层关注的立场，也只有北村和阎连柯等少数几个作家在孤立地坚守。这是文学乃至整个汉语体系发生大衰退的时代。我们不幸生长在这个时代，并且注定要为它的衰败守灵。

　　言情类小说原先还崇尚张爱玲式的小资笔法,现在全变成了大白话,跟《故事会》差不多,离文学越来越远。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文学,是对文学的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