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徐特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抉择，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风骨。那是1927年，蒋介石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许克祥5月21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危急最艰困的形势。很多人对共产党避之犹恐不及，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背叛和脱党。已经51岁的徐特立却在国民党右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叫嚣中，从长沙赶赴武汉，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他的一个朋友在汉口遇到他，对他说：“现在革命失败了，你还来干什么?给你一点钱，你快走吧!”徐特立的回答是：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他在武汉没有找到党，又赶回长沙，终于找到了刚卸任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经李维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信仰很难，坚守信仰更难。

革命战争年代，每一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1927年4月28日，年仅38岁的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同其他20位革命者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反动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李大钊就义前，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大家耳熟能详的红岩烈士群体，面对国民党的淫威酷刑，只要他们写一份自白书，或者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字，就可以走出监狱，保住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谁不珍惜?但对这些先烈们来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比生命更加宝贵，他们选择为信仰而牺牲，倒在了新中国的门槛前。他们是理想的殉道者，主义的践行者，无畏的牺牲者。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战胜一切敌人的无穷力量。

在和平建设年代，生与死的考验不多了，对信仰的坚守，更多地体现在如何处理公与私、奉献与索取的关系上。

怀着一腔报国之志的邓稼先，在1950年取得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9天后，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选择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1958年秋天，领导找邓稼先谈话，告诉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与这项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没有丝毫犹豫地同意了。回家后，他只是简单地对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以后家里的事就不能管了。从此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之久。直到国家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臣，人们才知道这28年里，他为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何等巨大的贡献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