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1-10 09:27作者:才子老师
代表、委员同时指出,现有的表达渠道,深度和广度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全国人大代表章联生发现,有些地方公布了信访、举报电话,但是形同虚设,没人值班,电话没人接。很多“市长热线”都是值班员在接听,“市长热线”没市长。这位农民代表说,正常表达意见的渠道不畅通,群众就会寻求不正常的诉求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水平还比较低。以环保为例,尽管我国公众参与环保事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很大的进步,但在现行法律中只有抽象、原则性的规定,还没有形成一项具体的、有保障措施的制度。
要让百姓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真正说得上话,仅靠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是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安排。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让百姓说了不白说
来自福建的章联生代表谈到去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厦门海沧px事件。他认为,厦门市政府以开明态度应对公共危机,努力创造一个民众与政府、企业平等对话的平台,达到了“多赢”的效果。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的做法值得各地政府借鉴。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在每次全国两会召开之前都要专门召开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普通百姓意见。
然而,多位代表、委员对目前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形式——听证会制度提出批评:“现在的听证会多数还是‘逢听必涨’,由于公开性不够、公众参与人数不足、缺乏代表性等问题,多数听证会的结果并不利于消费者。”
吕忠梅代表讲了一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城市在居民小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场曾引发强烈争议。此前建设方在论证时也组织过“民意调查”,竟然只发放100份调查表,收回85份。“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同意垃圾焚烧项目的居民占71%。这引起小区居民的强烈不满。
“保护百姓**权利,我们不是没有法律制度,却常常在执行中扭曲变形。”吕建中委员举例说,在劳资纠纷中,面对企业主,普通劳动者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出租车司机生存环境差、农民工工资拖欠等等都是此类问题的反映。
“很多事情,也请老百姓参与了监督,但效果不佳。一是‘说了也白说’,被监督者只是口头表态,付诸行动的不多。二是不能实现同步的有效监督,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公众才知晓。”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说,保障人民**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