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谈道论德的人，自夸德行崇高远大而忘了为世所用；议论为政之道的人，力求卑下浅近而不去学习古人。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然而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他们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而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那些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所以学习那些道理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政事治事理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
然而能尊重而奉行的，就未必有那么多人了。所以像《乐》、《易》那样淳厚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他们不论处在贫富、贵贱的地位，培养廉洁、远离耻辱的心意就少，而苟且相合求得的行为就多。这习俗教化的美德，之所以赶不上汉代。（汉代的读书人）见闻有时很浅薄，但是他们的道义很高；见闻很渊博，但是他们的操守却不够，这是什么缘故呢？缘于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自我修养。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难道不是真的吗？如果使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都有学校培养成才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在学问品行方面，难道有彼此之间的偏差，先后的过失吗?《大学》中的道理，将想用诚意、正心、修身，来达到治理国家天下，而必定要先求得知识，那么有知识的人，本来就是为善的开端，而一般人们所难于达到的。今天的读书人，对于一般人所难于达到的知识境界，已经相差不远了。那么，在上位的人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看你所用来引导的办法怎样了。
筠州也算是个州，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与世隔绝。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是个弊端。到治平三年，大概有二十三,才有人报告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就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察看州的东南，发现一块地势高旷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学舍。在治平三年的春天开始经营，而在八月十五日落成。不久来学习的人常有数十到数百人。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去了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政事，真的是有所追求的。使筠州的读书人相互出入在学宫中，讲述先王的遗文，以求得知识。他们中有贤德的人能够超然自信而独立于世，那些中等资质的人得以自勉以等待上一位次的教育。那么这个学宫的兴造，不独使来学习的人品味思索一些空洞不实的言词，来求取禄位罢了。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而成了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